12月16日澎湃新闻的《流水线上挣扎的写诗者:成名后反而看清“写诗不能改变命运”》与12月19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被逼迁》的文章相继在朋友圈刷屏。前者因电影《我的诗篇》而成名的蓝领诗人邬霞并没有找到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后者北京皮村作为坚持14年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社会公益团体“北京工友之家”以及“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于近日被告知“12月底必须退租”,其所在的出租地从10月中旬起已被断电。这不禁让人联想其他蓝领诗人的命运、蓝领工人的文学之家是否正面临同样的困境?蓝领工人文学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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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皮村为代表的“飘摇”工友之家

多年前,皮村的工友们就唱过自己写的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没有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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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曾表示:“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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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人”看来,皮村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在工友的眼中这是他们的家,他们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逐渐热闹了起来。更具知名度的新工人艺术团和打工春晚,也是从北京工友之家发源并形成了全国性影响,从这里诞生的一系列原创文化艺术作品,包括歌曲、相声、话剧、微电影、纪录片、大型歌舞晚会、艺术节等,而这亦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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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成了“北京乃至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迄今为止,北京工友之家已有14年历史,其间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前来开设文学课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务。

然而,在今年隆冬时节,传来了工友之家被迫迁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断电,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冻。不止是北京皮村,早在2012年深圳十余家劳工NGO(指民间公益组织)就遭遇了一场“寒流”:在多个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房东断水断电逼迁的情况下,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流离失所;如成立了十年的深圳巿小小草工友家园。
工人文学现实生活中的冷与热

飘摇的工友之家,现实内外的工人文学的热与冷。出租屋里翻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组合,在视频网站上借由亿万劳动者的下载与分享,登上了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央视春晚,同时也出席了皮村工友之家主办的打工春晚。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下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几乎成为了中国网络诗坛的年度金句。诗人的坠楼离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和对当代劳动者精神状况的大讨论。许立志、邬霞和其他打工诗人的诗歌被拍成记录电影《我的诗篇》广为流传,甚至在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2015年5月23日,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我的诗篇》在天津大剧院的小剧场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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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的美好,工人文学备受关注,多篇报道、媒体访问层出不穷,可是,喧嚣之后呢?“旭日阳刚”以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却以与汪峰的版权撕逼大战失败告终,从歌坛迅速陨落;邬霞因《我的诗篇》成名后,出席了多个光鲜的颁奖典礼,跟娱乐明星一起红毯走秀,然而这至今不能帮她获得一份写字为生的工作;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2015年一年间斩获几乎全部国内的纪录片大奖奖项,上海凯发k8国际官网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也入围了台湾金马奖和全球最大的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凯发k8国际官网纪录片节,但直到2016年10月20日,《我的诗篇》官方微博仍在发布寻找宣发公司的消息:“国内尚且没有一家发行公司对这部影片的全国院线发行有足够信心。”;天津大剧院把打工诗歌引入剧场却备受争议,某些媒体甚至发声《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诗篇已死于舞台!》。

这些无不印证着工人文学生存之难,发展之难。新工人艺术团主唱许多在最新创作的纪念五一凯发k8国际官网劳动节的民谣《红五月》中唱到:
那么多兄弟姐妹在流浪/那么多绝望挣扎在沸腾/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有你我新的登场。

思考与展望

1、新时代下,工人面临的是自身主体感的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空白。

笔者以为没有几亿新工人的血汗,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与腾飞。可是在逐渐资本化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势如破竹,皮村既是一个边缘的幽暗角落,又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典型缩影,这里是城乡结合部,也是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的打工者的聚居地,生活安放之所。而当这一片土地因集体土地之争而退租,他们在偌大的北京又该何处安放,何去何从呢?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写作组成员李若在其微博上发声“难以想象,天寒地冻里,断电两个月,老人小孩儿怎么生活?月底能搬去哪里?”

曾几何时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事,甚至有些人不惜动用关系争取成为大型国企的工人。工人诗歌备受推崇;而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于成为工人成为蓝领,而工人诗歌也逐渐消逝在大众视野中,甚至有人认为工人诗歌不能登入大剧院。当廉价的农产品使得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法经由土地的产出挣得更好的生活,甚至供不起子女上学,他们不得不涌入城市外出打工,而城市给他们提供的一切都是低廉的——低廉的工资、低廉的社会保障、低廉的住房和消费、低廉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本是农民,农业劳动获得的报酬与之相比更加低廉。而他们付出青春和血汗,给城市带来的是高楼大厦、宽街平路、花园洋房,是各种商业诉求下的标准化服务,是世界工厂拉动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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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贡献,几亿打工者群体不仅无法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更为缺失的是应有的政治尊严和文化尊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徘徊在城乡之间的窘境,面临的是具备自身主体感的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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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几个打工博物馆?有几个新工人剧场?有几个打工者创办的同心互惠商店?有几个聚焦于工人生存的电影?但是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打工者人群。

2、工人文学虽无法完全改变个体命运却发挥着其舒缓个人以及阶层冲突的润滑剂作用,致力于构建对话与改良的社会共识,对社会形成多赢的效应。

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是由理性的社会共识和反思开始的,而蓝领工人诗歌可以充分发挥文字对于凝聚社会共识的理性力量,并把诗歌作为与强势资本对话和寻求工作环境改良的重要诉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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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电影《我的诗篇》中的打工诗人老井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十年前有机会调到地面上,他拒绝了。理由是,创作煤矿题材作品且还在一线工作的写作者太少,他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让更多人了解矿工的故事。

最为重要的是,在改变不是那么快的到来时,安顿好辛苦劳作的身心灵。曾是多年铸造工的诗人杏黄天表示:“诗歌所处理和安放的,是我们生命中理性无法处理、无法言说的恐惧与情感及需要;当宗教、哲学、道德等无法给我们安慰之后,当科学、物质化的边界一再扩大而我们的情感无法安顿之后,是理性一再深入黑洞而情感的黑洞也一再被挖掘之后,我们被要求:沉思,写诗。”

而女蓝领工人邬霞的诗《吊带裙》,或许就是一种超越琐碎艰辛之现实生活的精神慰藉:人生本该一半活在有时显得残酷的现实里,一半活在可以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里。

3、随着互联网和社群效应的兴起,工人文学正逐渐改变这个阶层的生存现状,未来将更大力度促进阶层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6月,深圳庆盛服饰厂的数百名工人因工厂搬迁发起了维权,这些为优衣库生产成衣的缝纫女工们,通过多个关注劳工权益的微信公众号发起众筹募捐,支援他们维权。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工权益账号正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动态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甚至制造出爆炸性的话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由关注人数不足数百人的微信公众号“劳工互助网”发布的东莞制衣厂千名工人维权的报道,竟然会在三天内获得10万以上的点击量。富士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更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获得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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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数亿新兴劳动者们的点击、围观、众筹和讨论无疑在改变着中国,工人文学正通过互联网以及社群效应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阶层的生存现状并引起社会共鸣,推动这个阶层生活的改善;相信未来也将更大力度地促进这个阶层的最大发展。

资料来源:
《凯发k8凯发k8国际官网官网网王云雷:工人诗歌是阶层冲突的缓冲剂!》
《苦难与梦想的团结:信息时代的新工人文化|众学者关注皮村》
《李晨:给打工者办春晚的NGO为何被逼迁?志愿者这样说》